虽说对于帝王，四十来岁已是执政后期，但对于官场而已，四十来岁入值内阁算是年轻。
  不过，这也是朱由校如今愿意看到的现象，帝国就需要一批年轻的官员来锐意进取，现在还不是保守维稳的时候。
  不仅仅是内阁需要新鲜的血液，即便是六部都察院以及科研领域也需要新鲜血液。
  在大明两院院士中，除徐光启外，宋应星、毕懋康、孙元化、伽利略等一批足以可称得上是这个时代最耀眼的科学巨匠大都已是垂垂老矣，甚至不少已经不得不离开了科研前线，而转为后方的教育工作。
  为此，朱由校命令礼部投入巨资支持青年科学家的课题研究，并让学部加强对基础教育领域自然科学教育的普及程度。
  朱由校准备让学部从新改良科举，参考现代高考制度，取消科举以八股文为主考试内容为儒家四书五经的主要模式。
  随着主政的官员中接受过新思想新教育的官员越来越多，从根子上改变儒家对大明正统思想教育领域的统治地位已经具备了基础条件。
  所以，朱由校也不会担心会因为改变科举考试形式而引起多大的社会动荡。
  之前的大明教学是分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举业，一是启蒙，这两个系统之间教科书与教学方法不一样，而现在新式教育在杨廷麟、张岱与魏敏儿等人努力下已经占据了启蒙领域的基础教育，甚至在高等教育即直接可以做官方面也通过大学的形式有所渗透。
  只是现在考取功名还是以八股取士为标准，如今改变取士方式倒也是回应接受大学教育的新士子的呼声。
  当然，反对声也是有的，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儒学世家，他们这辈子在官场与商场所获得的一切特权都来自于他们自身一大利器，即四书五经的熟稔和一整套教育体系。
  如今，朝廷改了八股时文取士标准，就等于剥夺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享受高人一等生活的最后屏障。
  这比让当年让他们交商税，纳钱粮还要让他们难受，只是可惜的是，当今陛下早已消灭了北宗孔门，儒学各世早已没了脊梁骨，除了心理埋怨或者辞官不做以外，也别无办法。
  不过，朱由校也考虑了他们这些仍旧只读四书的人的感受，因而并没有直接消除八股取士，而选择淡化。
  朱由校打算仿造现在高考模式，将科举分为文理，对于武科举在现今已经进入机械作战的大明，已经没必要存在。
  而所谓文理科举，自然是分为文科与理科的模式，且文理两科都有数门功课，每门采取百分制。
  文科考试取士内容则分为文学、史学、时务与经济、算术、外文、地理六科，其中外文是在当今世界非汉语系中自选一门选修，按照朱由校的要求，等到全世界都通用汉语后，这门课程就可取消，现在不过是为培养战争与贸易所需人才才不得不设而已。
  如此以来，即便是文科取士也不再是以儒学为主，即便是儒学占据很多内容的文学中，仅仅考经学的部分也不过占据十分的分值，而八股文则占据着四十分的分值，但要求却不再限制以四书五经为题，要以当下热议之话题为题目，考生也可以儒墨法道诸子学说尽情发挥，只需格式符合八股文就是，评分标准只以逻辑是否严密，开题是否新颖，文采是否卓然为三要素。
  而理科取士除考格物、化学、生物三门外，也考算术、文学、史学三门，可以说文史与算术乃文理都得学的主科。
  等到新式科举改革方案一出，果真引起轩然大波！
  有愤然辍学表示此生不再举业的，也有依旧减不掉对功名的热衷而不得不一边痛骂一边从新学习新式学科的。
  学部也立即发出命令，着即让各布政使司提学副使将各州府县学宫、学堂的学子已取得功名和未取得功名的童生分好文理二科，并命各地学子主动去州府县学宫学堂处登记自己是修文科还是修理科。
  很多传统儒家也就是书香门第的子弟都选择了文科，毕竟对他们而言，即便多了史学、地理、时务与经济还有一门外文，但也比学什么格物化学生物强。
  对于新式科举如何准备考试，朱由校也特地让学部颁布了下一次即天启三十二年的会试考试大纲。
  殿试考试形式不必，依旧是策问为主。
  同时，对于乡试与院试乃至府县试也由提学副使和各府州县正堂官即知府或知州知县颁布考试大纲。
  这样也可让学子们按照考试大纲复习。
  然而很多学子不会想到的是，因为很多地方官员几乎都是以前的理学专家，也就对文史极为在行，再加上做官这么多年，在时务和经济上也有了丰厚的经验，所以出的文科题除掉外文一道外都很难。
  相反，因为很多地方官也不知道自然科学或者知道很少，所以出的很简单，譬如甘肃布政司天水府的府学理科格物一门的试题中就有天上有几个太阳这样的简单之踢。
  即便是南直隶这样的科举大省，在院试理科题目中出的题也不过是筷子插入水中看起来是被折断成两根是什么缘由这样简单的题。
  相反，在文科中，很多官员为展现自己的丰厚学识，把题目出的特部刁钻，好不容易有了史学一门，有官员直接出了南诏国因何而亡的题目，很多考生对此都是一脸懵逼。
  等到天启三十二年的时候，甚至连会试文科会元也不过只得了四百九十四的分数，相反理科会试后的理科贡士平均分都在五百以上。
  于是，这也促进越来越多大人转文投理，不过这也正中朱由校的下怀，毕竟一个国家最基础的还是科学生产其次才是高尚灵魂的塑造。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此时的大明皇帝朱由校还是得把目光聚焦在东南亚半岛的战事上。